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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经验与反思本港台

更新时间:2020-01-29

  回顾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70年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科建设始终与国家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学科理论的阶段总结与推进是学科方向的保障;始终保持以人为本的学科意识。论文并从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实践性与历史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融合性与开放性四个方面讨论了新时代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18ZH011)

  中国民俗学学科经过萌发阶段的积累孕育,探索时期的初步建设,提升阶段的快速成长,目前进入到转型跃升的关键时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在此背景下,总结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与发展经验,借鉴国内外及相邻学科优秀研究成果,反思民俗学研究路径与学术伦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将更有助于确立民俗学科“安身立命”[1]的合法性,使之成为助益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伟大学科”[2]。

  从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开始,现代中国民俗学已走过百年历程。百年树人,如果将学科建设史比作生命成长史,民俗学是飘洒于新文化运动之风的种子,孕育于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的沃土,在新中国成立后破土而出,经历一段曲折之后,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强筋壮骨,显露模样,在21世纪学人的培育下,风华正茂,茁壮成长。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将目光投注到平民文学与民间风俗,伴生了“眼光向下的革命”[3]。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端,经过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时期三个重要时段,在周作人、刘半农、胡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茅盾、魏建功、钟敬文、陈锡襄、杨成志、钱南扬、江绍原、娄子匡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民国时期的民俗学在学术研究、课程设立[4]、刊物建设[5]、学会建设、人才培养[6]、田野调查[7]、民俗博物馆筹建等方面做出大量成绩。民俗学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的搜集研究获得了突出成就。整体而言,民间文学研究体现出“文史之学”的特性,但民间文学向民俗研究领域过渡的倾向也有所显露。之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虽然对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发展造成冲击,但仍然形成了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以及大西南民间文学采录与延安民间文艺采风学派等局部发展高潮与重要研究成果[8]。

  于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了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它抬升了民间文艺的地位,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通过改造旧文艺、发展新文艺,突出了民间文艺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服务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仍然是国家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阶级斗争格局全面影响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路径,民俗学因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问,受到人为遮蔽,民俗研究退居幕后,民间文学方向受到特殊重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多方面参与民间文艺的搜集与研究,成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探索启动阶段的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民间文学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民俗学学科的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正式启动。1949年,钟敬文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本科生开设民间文艺课程,并将苏联及国内资深学者的22篇文章选编为《民间文艺新论集》[9]作为教学参考资料。赵景深、罗永麟也曾分别于复旦大学、震旦大学讲习民间文学[10]。1950年,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11]将“民间文艺”设定为中国语文系选修课,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1952年的“院系调整”特别强调进行以苏联模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扶持符合国家建设需求的专业人才,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被打上资产阶级烙印,受到冲击,而民间文艺因为符合苏联课程设置和社会建设需求得到了保留。在1953年颁布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中,“民间文艺”的名称为适应苏联课程模式被调整为“人民口头创作”,并开始成为必修课[12]。这一年,钟敬文开始招收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批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并于1955年成立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这次民间文学专业在高校的建设持续到反右倾运动之前[13]。

  其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民俗学相关社会组织建设与期刊建设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钟敬文在成立大会上提出设立民间文艺学专业机构的倡议获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认可。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周扬在讲话中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新文艺方针引领研究会建设,“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14]。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于1950年11月-1951年9月刊发《民间文艺集刊》,1955年4月-1962年6月刊发《民间文学》月刊(后改为双月刊),主要发表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评论以及苏联学者的理论研究文章。刘锡诚谈到其中钟敬文撰写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文章时,认为它“在苏联口头文学理论的影响下,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口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等概念(术语)……并将其作者定位为‘人民’或‘劳动人民’……由他首倡的这种学术理念,几乎流行了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15]。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提出各地领导干部要搜集民歌,将民歌和古典诗词视做新诗发展的基础。《人民日报》4月14日发表的《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正式拉开了新民歌运动的序幕。在此背景下,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为代表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以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新民歌运动造成的民间文艺勃兴的假象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文学政治化的乱象严重影响了民间文学的生态与价值。十年“”期间,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被取消,民俗传统作为封建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一直到“”结束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伟大转折,民俗学学科建设才重新得以恢复。进入学术春天的中国民俗学一扫往日阴霾,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勃勃生机。从稳步发展阶段过渡到转型跃升阶段,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花开并蒂、相得益彰,民俗学学科建设快速提升,并日趋成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得到良性变革。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学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投身民俗学学科建设。在一系列努力之下,学科建设要素,包括师资队伍、教材建设、期刊平台等逐渐配齐,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同步发展、结构体系日益清晰,民俗学学科稳中求进,学科建制趋于成型。

  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文科教材座谈会,受政治运动影响而在20世纪60年代停开的民间文学课程重新被纳入大学教育体系[16]。但师资溃散与教材缺乏严重阻碍着民间文学的课程建设。这年冬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召开,钟敬文利用该机会召开座谈会,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力量重新得到整合与动员。1979年初,受教育部委托,钟敬文主持开设了民间文学进修班,一边进行学术骨干培训,一边利用一年的时间组织学员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教材。这一支学术队伍后来在各高校民间文学专业建设与课程研发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编写的教材也成为当前民间文学专业使用最普遍的教程。此后,多所高校开始陆续招收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成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博士培养单位。这个阶段,民间文学教材,如《民间文学基本知识》《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17]等出版,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逐渐走上正轨。

  钟敬文对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也进行了系统自觉的探讨。“民间文艺学”的概念是钟敬文在1935年提出的[18],在这一时段他又陆续发表《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19]等报告和演讲,号召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20]。

  就学术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神话研究(钟敬文、袁珂、张振犁、马昌仪、乌丙安、李子贤、刘锡诚、王孝廉、叶舒宪、陈建宪、吕微、鹿忆鹿、钟宗宪、田兆元、陈连山、刘宗迪、杨利慧等),故事研究(刘守华、许钰、姜彬、刘魁立、金荣华、祁连休、顾希佳、江帆、万建中、李扬、林继富、施爱东、陈岗龙、康丽等),史诗和叙事诗研究(潜明兹、郎樱、杨恩洪、朝戈金、尹虎彬、刘亚虎、巴莫曲布嫫等),传说研究(赵景深、罗永麟、张紫晨、程蔷、贺学君、陈勤建、陈泳超、陈益源、刘惠萍、陈金文、邹明华等),歌谣研究(贾芝、柯杨、陈子艾、叶春生、郗慧民、王娟、夏敏、毛巧晖等),民间小戏研究(张紫晨、谭达先、乌丙安、王秋桂、施德玉等),笑话研究(赵景深、段宝林、王杰文等),语言民俗研究(朱介凡、曲彦斌、黄涛等)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1]。伴随着西方传播学派、神话学派、原型批评理论、精神分析法、故事形态学、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流派与研究方法的引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得以更新与突破。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为现名)在民间文学期刊建设、民间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中也支持了民俗学学科的建设。

  在期刊建设方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后改称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创办的《民间文艺集刊》(1981-1985)、《民间文艺季刊》(1986-1990)、《中国民间文化》(1991-1997),在外国民间文学流派介绍、民歌手与故事家研究、都市民俗学、新故事研究等方面开风气之先。198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依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官方学术刊物《民间文学论坛》,打造民间文学前沿讨论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平台[22]。《民间文学论坛》(2008年复刊为《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山东大学主办)、《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民族艺术》(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主办)、《文化遗产》(中山大学主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以及一大批高校学报,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3]《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成为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学科的主要期刊阵地。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24]。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于1984年起领导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最终“在1984-1990年间,全国约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各地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总字数超过40亿字。各地编选县、地、市卷本约有3000余种”[25],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高峰。此后,2003年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及2018年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在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抢救、普查、整理、编辑、出版等方面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在钟敬文的奔走联络之下,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7位教授以《建立民俗学及其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志,倡议系统编写研究民俗志、民俗史,并成立民俗学研究机构[26]。在一系列努力之下,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正式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民俗学研究团体,在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交流、国际合作、政府协同等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期间辽宁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开设“民俗学”选修课,“辽宁省首届民俗学学术研讨会”召开,辽宁、吉林、浙江等地方性民俗学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民俗学社[27],也是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事件。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民俗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开班,费孝通、钟敬文、杨成志、杨堃、马学良、白寿彝、罗致平、常任侠、容肇祖、伊藤清司、刘魁立、张紫晨等28位学者授课,150名学员参加学习。张紫晨选编的《民俗学讲演集》是这次课程的成果集[28]。1987年9月又于门头沟民俗博物馆举办了第二届民俗学讲习班。它们培育了新时期民俗学学术力量,撒下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术火种,讲习班中的多位学员后来成为了民俗学学科的中坚力量。

  在高校教育体制中,民俗学原没有独立学科地位,只能依托“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发展。197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钟敬文最初提出在全国高校设立“民俗学科”的想法[29],之后钟敬文开始在北师大开设民俗学课程,招收民俗学专业硕博研究生。1988年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开始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6年被教育部列入“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1992年钟敬文开始主持编写《民俗学概论》[30],历时6年出版发行,与《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概论》以及后来的《民俗学导论》《中国民俗概论》《民俗学概论》《民俗学概论新编》等[31]一起成为民俗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重新调整学科目录,民俗学成为法学门类“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开始在国家学科建制中获得独立学科地位。从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定位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截至2012年,“全国已有10多所大学和研究院所设立民俗学博士点,设立硕士点的单位则达到近50家”[32]。

  在民俗学结构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专业关系上,钟敬文同样做了系统的思考和规划,1980年以后他围绕该主题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比如《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1983年5月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期间的讲话》《民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线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钟敬文做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发言,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口号,全面阐述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民俗学派的特殊性格、旨趣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为中国民俗研究的发展路径与学科目标做了系统论述[34]。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突出,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如,仁钦道尔吉、满都呼、郝苏民、邢莉、朝戈金、敖其、色音、陈岗龙等学者为代表的蒙古族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朱宜初、李子贤、杨知勇、邓启耀、傅光宇、张福三、朱霞等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民俗研究,冯元蔚、冯敏、巴莫曲布嫫等为代表的彝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梁庭望、廖明君、杨树喆、陈金文、许晓明等从事的壮族民族民俗研究,降边嘉措、杨恩洪、岗措、范长风等为代表的藏族民族民俗研究,以及郎樱等在维吾尔族,白庚胜等在纳西族,邓敏文、刘亚虎等在侗族,富育光、江帆等在满族,李建宗等在裕固族,邱国珍等在畲族所从事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等。“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35]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中华民俗文化大格局下进行多样化与在地性的民族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特色,也有助于涵养中国民俗文化的宏大气象。

  步入21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在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在全球化与国际化交流融合的潮流里,在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反思更新的过程中,学科地位得以显著提升,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实现转型跨越。依靠历史、立足当下、对话国际、朝向未来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成为民俗学界同仁的主要共识与努力方向。

  从曲折经历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文化热潮,“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把自己在现代所遭遇的问题归咎于自己的文化,到把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未竟事业寄望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的转变”[36]。新时期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1986年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五部委《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委《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国家政策和文件精神为以民众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和以村落为田野传统的民俗学学科提供了宽松而积极的政策环境和学术机遇。通过切实参与、协助、指导文化工程实施,并申请、论证相关研究课题,民俗学的学科意义与学术价值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与公众深度认可,民俗学学科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民俗学者的研究能力与实践经验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锻炼。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俗学学科的全球化与国际化交流融合迅速发展,官方层面、民间层面与国际学界的联系对话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官方层面而言,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组织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进行的中国-芬兰联合调查[37],1990年之后进行的“中日农耕文化联合考察”[38],1990年中澳在广东江门的考察,1994年成立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1996年成立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年中国学者开始参加的每年一届的美国民俗学年会,2011年发起的“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2013年开始进行的中美民族志博物馆交流与暑期研究生研讨,2014年于湖北孝感举办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5次年会,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7年“国际民俗学联合会”成立等等,都离不开以中国民俗学会为代表的相关组织的参与协调。高校民俗学项目点之间的交流,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聘任美国崴涞大学张举文教授担任兼职教授并举办“民俗翻译工作坊”[39],邀请日本福田亚细男教授围绕“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与展望”展开系列讲座[40]等,都极大促进了国际前沿学术的交流切磋与合作共进。

  此外,民俗学及相邻学科学术经典的译介,比如“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世界民间文化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中华书局),“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日本民俗学译丛”(学苑出版社),“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江苏人民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等对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方法探索、学科对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说明的是,在引介国外经典之外,中国民俗学在国际交流中开始走出去,形成中国民俗学派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民俗学人赴国外交流访学以及民俗学者之间的交往都更加常态化。中国史诗研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与学术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诸多关注,“2015年《亚洲民族学》刊发中美民俗学者共同对中国民俗学学科成长与成熟的反思;2015年《美国民俗学刊》刊发首个有关美国华裔和亚裔民俗的特刊;2016年《美国民俗学刊》神话特刊中突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2017年美国《西部民俗》发表了有关中国非遗研究特刊”[41],中国民俗学者开始在国际学术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外民俗学者的交流、合作、对话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迈进。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民俗学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百家争鸣的学术潮流。这一潮流是在反思研究传统、对话哲学理论、参与公共建设、面对日常生活、学习优秀经典等多种背景下交织产生的。总的来说,民俗学学科如何自证其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和社会生活现实中的合法性成为学者们反复思考和论证的主题。

  民俗学的现代转型立基于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伦理的全面反思和总结。一般认为,传统的民俗研究是朝向“过去”的,民俗之“俗”是事象、文本本身,民俗之“民”是劳动人民为代表的下层民众,他们是研究的客体、教化的对象、俗的承载者,民俗研究方法是传统的文史研究或者“遗留物”学说。三中三,这种传统的民俗研究不仅使民俗学学科无法应对社会现实,无法与生活变迁同步,也无法面对人民的需求,民俗学学科存在的理据遭受质疑。

  围绕共同的问题意识,民俗学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了关注回应,且彼此间理论观点与研究路径多有交叉融合,综合来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研究取向:

  日常生活研究。高丙中借鉴现象学中“生活世界”的理论,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扩展为民众的生活整体,将日常生活作为民俗学的“对象”“方法”与“目的”,将民俗作为实现日常生活研究的途径[42]。这一观点对民俗学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众多学者以理论对话或经验研究回应了这一理论。

  实践民俗学理论。吕微、户晓辉针对经验民俗学取向提出做纯粹哲学探讨的实践民俗学理论,以建立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和先验研究。刘铁梁、王杰文、萧放、鞠熙等学者围绕经验意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对线]。

  公民社会视角。高丙中在近期研究中将民俗之“民”从国民发展到公民,将其从研究对象发展为实践主体,为民俗之“俗”赋予公共文化属性,产生了“公民社会”系列讨论。实践民俗学对于自由意志、公民、交互主体关系等主题同样做了诸多深刻探讨。“交流式民俗志”、个人叙事研究亦有力地参与了这一讨论[44]。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刘铁梁倡导“感受生活的民俗学”,他强调将民俗放在生活中,以感受的方式进行生活整体研究,提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方式[45]。

  家乡民俗学理念。安德明的“家乡民俗学”关注将家乡民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者以局内人的视角做平等交流、同情理解、理性批判的观点[46]。

  对语境的关注。随着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等的引介,“语境”成为民俗学关注的一个关键概念。刘晓春认为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体现了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他以“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为关键词列举了民俗学者相关研究成果[47]。

  记忆研究。以记忆为核心,讨论记忆与传承、建构的关系等。王晓葵为代表的学者在讨论民俗学的记忆研究、灾难记忆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48]。王霄冰、林继富等学者为代表,探讨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仪式与口头传统当代呈现[49]。

  身体民俗学研究。彭牧、王霄冰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身体本身及身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身体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讨[50]。

  民俗主义讨论。周星以“民俗主义”为观照,反思了民俗学者“耽溺于乡愁”的倾向,呼吁通过对“权力利用、意识形态渗透、商业化、大众传媒、学术研究”下的民俗进行研究以面对和回应当代社会现实,引起了众多关注[51]。杨利慧具体论述神话主义的系列文章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52]。

  历史民俗学与礼俗互动研究。以赵世瑜、萧放、张士闪等为代表的学者突破单一的民间视角,研究国家政治、礼制传统与民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共生以及互动所生成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认同问题[53]。

  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中的民俗研究案例。陶思炎、黄永林、田兆元、施爱东、徐赣丽、李扬、张敦福、王杰文、岳永逸等学者就应用民俗学、中产阶级民俗研究、旅游民俗学、网络媒体民俗研究、都市民俗学等进行研究,突破了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场域,为民俗学转型做出了有益示范[5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在民俗文化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及研究方面做出的尝试与贡献值得肯定。

  除此之外,陶立璠组织出版了31卷本的《中国民俗大系》,这是一个浩大的民俗事象记述工程。柯杨在花儿会研究方面的成果,叶春生关于岭南地区民俗文化的研究,刘铁梁在民间自治组织与仪式行为研究方面的成果,赵世瑜在庙会方面的研究,董晓萍关于四社五村用水民俗的调查,邓启耀做的民族服饰调查,江帆、祝秀丽、林继富等关于故事家的研究,段友文长期关注的黄河流域民俗研究,田兆元关于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应用研究,萧放的岁时节日研究与人生礼仪实践研究,何彬关于丧葬仪式的研究,万建中的禁忌习俗研究,郑土有在城隍信仰方面的成果,杨树喆的壮族民间师公文化研究系列论文,朱霞关于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的研究,叶涛关于泰山香社与石敢当信仰的研究,刘宗迪结合天文学、地理学进行的《山海经》研究,黄涛以亲属称谓为代表的语言民俗学研究,陈泳超对山西省洪洞地区的传说及信仰研究,安德明关于甘肃天水地区农事及信仰习俗的调查,刁统菊在姻亲关系与亲属制度研究方面的成果,季中扬关于民间艺术的研究以及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研究等都扩展和深化了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成为民俗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案例。

  从世界范围内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国家的民俗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德国民俗学从具有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特性的民间诗学转型为经验文化学、欧洲民族学研究;英国民俗学以进化论人类学为主要特征,后转向民间生活研究;芬兰民俗学从《卡勒瓦拉》史诗研究开始逐渐成为国学,形成了历史-地理学派,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范式,后劳里·航柯以“传统生态学”“民俗过程理论”引导民俗学实现经验研究与功能主义转向;俄国民俗学体现出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美国民俗学逐渐突破口头传承的研究与欧洲民俗学影响,走向小群体交流实践的研究,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成为主流理论,公共民俗学亦成为美国民俗学的特色方向;在日本,柳田国男开创的乡土研究、常民研究、历史研究对日本民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福田亚细男促进了民俗学的学院派建设,菅丰为代表的学者以“新在野之学”和“大民俗学”概念倡导民俗学的民间性与实践性,形成了对前代的尖锐批判。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从歌谣运动时期开始萌芽,改革开放后建设成为国家学科,现在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东风,成为助力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在世界民俗学范围内显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风格和气派。总结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可以得知,正是因为有服务国家社会需要的意识、本港台开奖现场直播。重视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对学科理论的探索与反思,同时保持以人民为本的学科意识与学科优势,中国民俗学学科得以在结构和内容、学术性与社会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上实现均衡良性的发展。

  学术根植于时代的土壤。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和变革的每一个阶段——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民俗学学科开始萌芽,到1949-1966年阶级意识影响下偏重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1966-1976年“”时民俗学学科建设停滞,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后,民俗学学科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民族文化振兴背景下的跃升成熟——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始终与当时的国家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息息相关、密切关联。

  民俗学人因时入世、求实担当的学科精神与责任意识在国家社会建设进程中得到深刻体现。钟敬文回忆20世纪初的民间文学运动时说,“当时我们收集、研究民间文学,不但在活动的产生上有显著的时代、文化背景;就是在活动的行为动机上,也跟当时的国情和民众(包括儿童)的文化现状和改革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55]。新时期,国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民俗学者们热情参与并深度介入了这一进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地方志书与综合年鉴建设、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项目中都凝聚着民俗学者的心血与贡献。尤其在助推完善现代国家时间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中,民俗学者付出了大量努力[56]。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新的公历纪元,传统的夏历制度以及民族传统节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刺激下,民族传统节日重新受到政府与社会关注。中国民俗学会在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起了主要推动作用,2004-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先后接受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完成“中国节假日体系研究”课题和“民俗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报告。2005年2月14日-15日,中国民俗学会与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召开首届东岳论坛暨“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刘魁立、乌丙安、刘铁梁、朝戈金、吕微、陈勤建、周星、萧放、高丙中、麻国庆、刘晓峰、陈连山、黄涛、巴莫曲布嫫、安德明等30余位知名民俗学者与理查德·鲍曼、迈克尔·琼斯、马克·史密斯、华澜等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民俗学者共同探讨人类节日文化与各国传统节日保护经验,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国内影响[57]。这些学术研究与论证工作共同推动了2005年《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的实施[58]。在之后的节假日改革方案研讨与传统节日保护实践中,民俗学者继续在国家决策方面提供着智力支持[5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民俗学专业成为非遗抢救记录、保护传承的主力军。民俗学者一方面通过学理研究与田野调查关注反思非遗保护效果、完善中国非遗方案,另一方面作为行动者和实践者,切实参与到非遗名录评定、非遗传承人认定,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定与评估之中。对于非遗的宣传和传播,例如《非遗中国行》《非遗公开课》《寻找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传承人》等节目的策划制作,民俗学者也参与了部分工作。2012年中国民俗学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学术咨询机构,2016年成功协助申请“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通过参与传统节日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工作,民俗学学科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彰显,公众认知度得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核心概念与保护实践也成为学科知识新的增长点,乌丙安、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陈勤建、董晓萍、朝戈金、高丙中、巴莫曲布嫫、萧放、陈华文、安德明、刘晓春、王霄冰等诸多学者对文化空间、社区、伦理、本真性、原生态、地方性、公共性、活态保护、整体性保护、遗产化、公共民俗学等内容的讨论,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发展。

  中国民俗学学科带头人钟敬文教授在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如前所述,无论是民俗学学科体系,还是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抑或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关系,事实上还包括民俗文化学建设[60],钟先生都进行了论证和学科体系设计。目前,学科点一般将民间文艺学作为民间文学专业,实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平行建设的模式。一直萦绕着民俗学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后,民俗学成为社会学二级学科,民间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的二级学科,或者民俗学二级学科下的研究方向,这给民俗学专业和民间文学专业都带来一定挑战[61]。按照钟先生的设想,民俗学科应成为横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实行适宜于民俗学研究特色的学科建制。只是这一宏伟规划难以实现,在当前情况下,将民间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民俗学作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进行建设是较为切合的方案。

  关于民俗学的结构体系,钟敬文先生曾做过明确规划,包括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六个部分,归纳为理论的民俗学、历史的民俗学、方法和资料的民俗学三个方面[62]。“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包括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63]。目前伴随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教材建设、学术史撰写、专题史梳理、资料整理、分支学科建设、理论与方法建设等工作的展开,民俗学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针对具体民俗事象与民间文学对象的研究仍不平衡,当代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研究作品较少,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力作缺乏,民俗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断层,收集的民俗资料未有效展开运用,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代际人才与专业队伍的培养同样重要。在民俗学学科建设过程中,钟敬文十分注重人才培养工作。合理的学术梯队、专业的研究骨干、民族地区的学人培养、交叉学科人才训练以及公众的文化普及,他都非常用心。曾经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讲习班上的学员目前已成为各高校相关专业的学术中坚。2012年,承继这一传统,“中国民俗学研究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再次举办,在推进研究生教育、扩大同行合作、增强学科沟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64]。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举办了多届暑期民俗学专题班,效果明显。目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在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普及民俗学本科人才培养,拓展学科应用人才教育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于学科理论的总结与反思必不可少。就意识形态而言,它是思辨学者科研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反思学术对象、研究方法、科研伦理的根脉源泉。就研究活动而言,它构成了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是完善和提升学科建设的重要引领。

  回顾总结70年学科建设经验可以得知,学术研究是影响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术研究中的范式积累和范式转型,直接影响到学科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程度。早期民俗学[65]研究受到英国人类学派、法国社会学派以及传统训诂学方法、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苏联民间文艺学的借鉴学习占据了主流地位。民俗学的当代转型过程中,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记忆理论、现象学流派、实践论、田野调查方法等理论流派和方法发挥了重要影响。它们在结构与解构、野蛮与文明、本真与建构、文本与语境、传统与现代、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科学与文化等方面的讨论直接影响到民俗学的学术研究,不仅为民俗学学科提供了民俗事象、文学文本、日常生活的分析方法,而且在现代民俗学、未来民俗学“安身立命”的哲学基础与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诸多视角与观点。近几年来,交互主体、主体间性、公共文化等理论成果在引领民俗学研究伦理反思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等都遭遇了巨大挑战,呈现出新的生机。但至关重要的是本土中国民俗学理论需要总结提炼。钟敬文先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在1998年中国民俗学年会上就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主张,后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理论构架,引领并实际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66]。

  “人生活在民俗里,就好像鱼生活在水里,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67]人民为本的思想内含于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之中。可以说,民俗学学科从建设到成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于“以人为本”的学科意识不断自觉的过程。

  民俗学学科建设萌芽于关注平民文学和知识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新文学、新文化形式,将目光投注到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之中,为了“学术的”“艺术的”目的,民间文学受到重视[68]。这个时期,民间文学的主体——民众被认为是待启蒙和指导的,董作宾在《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中说,“我们要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的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69]。

  1949年后17年的时间里,民间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功能被片面强调,甚至一度取代作家文学,民间文艺在文学史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一时期,人民大众主要指“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70],他们被建构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但依然是被教育指导的对象。

  1978年之后,以人为本思想发生实质性的转型。首先,“民”的范畴扩大,它不仅指向劳动人民,更指向全体国民。其次,以往民俗学研究“见俗不见人”的现象得到改善,尤其“语境”思想引入之后,民间文艺与民俗田野中的讲述者、听众、传承人、研究者受到关注,民俗如何在人民生活中生成,又如何对民众生活产生意义开始受到关注。再次,从“眼光向下”到“目光平视”,从“走向田野”到“走在田野”,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从“我和他”到“我和你”,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田野过程不再是工具性地从调研对象获得资料,而演变成研究主体与被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协调。此外,民众生活逻辑如何与知识分子知识体系、民族国家整体文化、异质性世界社会互动也引起了较多关注。

  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史艰辛曲折也满载成绩。新时代的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国家持续关注和重视,文化自信、民族振兴的宏图以及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关切被提至战略地位。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下,民俗学人如何以学识和素养推动学科建设,以担当和责任助益社会建设与民族振兴,需要我们守正开新,坚韧前行。

  作为与历史传统文化、民众生活文化、民族国家文化休戚相关的学科,民俗学天然地具有联系民众、资政建言、建设社会的学科优势,民俗学人也应有责任、有能力去参与这一进程。但是对于参与的“理所当然性”,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审慎的自省与学理的反思,换言之,民俗学学科应有立足于学术本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国际民俗学发展经验和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民俗学具有“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性‘原罪’”[71],为了建设民俗学学科的合法性,诸多学者进行了理论反思和转型尝试。倡导“公共性”是其中一种方案,吕微、户晓辉、周星等多位学者进行了讨论。周星认为我们强调民俗学的“实践性”“应用性”的同时,不应遗忘民俗学的“公共性”,现代民俗学应“要求民俗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置身其中的状况,包括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与学术话语权的关系,等等”,“朝向能够展开文化批评和社会评论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俗学的社会价值和应用性,以造福于国民”[72]。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俗学者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在提供咨询建议、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助力村落治理与乡村振兴、发展民俗文化产业、促进民俗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这种参与不仅是“实践性”的,也是“反思性”的。在经验研究、深入田野和相关领域的过程中,他们从实际问题和难题出发,总结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局限,论述学术转型发展的必要,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的论证和提出是一个案例。这种反思的自觉性是参与具体社会进程的民俗学学科的必备品质,学术知识与理论逻辑并非具有先验的真理性,学者、民众以及多元主体的沟通共同促进着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和进步。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反思意识,学者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专业知识需要结合理论和实践不断提升,也就是说,学者对于学术本位的自觉意识,对于民俗学学科根本性的研究视角、学术旨趣需要有深切的把握能力。

  民俗学向来有服务国家社会需要的传统。尤其在当今时代环境中,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需要,民俗文化和民众知识受到政府、商业、媒体、学界等多种力量的关注和参与,良莠不齐的专业能力和目标各异的行为实践使得“民俗文化资源的应用呈现出自发的无序状态”,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以民众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人,必须有责任、有能力、有热情在坚守研究伦理的前提下提供智力服务与学理支持,以“推动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的秩序化”[73]。

  “学艺”与“世功”是钟敬文先生的坚守,他曾经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结合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谈到民俗学者以专业知识参与政府决策的案例。实际上,民俗文化研究者以学科知识和学科关怀参与公共事务研讨、公共文化建设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弥补其他实践力量知识体系的不足,提出立足于民众生活的建议。张士闪2011年起主持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分年度、专题研究民俗文化的传承变迁及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以学术研究支持社会服务、提供资政应询,是“学以致用”的具体成果[74]。

  历史的民俗学研究是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特色。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特别讲到,“一般民俗学只讲以上两种(指理论民俗学与记录民俗学——引者注)。不过我以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研究是说不过去的”[75]。他认为,历史对于学者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76]。对于研究民俗文化模式的民俗学学科来说,有历史观的眼光是必要的,民俗传统作为一种流动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的文化长河中,没有绝对的隔离与创建。从历史社会整体来把握民俗文化事象,有利于打通上下层文化研究的分离,加深对历史社会民众生活文化传承与变异的理解,为把握历史社会的进程与节奏提供了观测的方向与理解的基础[77]。

  历史性与实践性是内在统一的概念。民俗学关照历史并非像历史学一样是为了解释历史变迁的规律,而是“探寻民众生活文化的演变过程和民众思想的内在逻辑”[78]。赵世瑜认为民俗学不同于主要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和主要研究当今的人类学,它关注的是从“历史”到“当今”的动态过程[79]。也就是说民俗学的过程研究远比形态研究重要,这正是民俗学古今联通研究的历史性与实践性统一的意义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关注历史性与实践性,结合民众生活传统、地方文化传统与国家社会需求开展了系列工作:2011年起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为依托,萧放带领课题组系统探讨了人生礼仪传统当代重建与传承的知识系统与实践路径,并且结合国家发展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逻辑设计了具有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人生礼仪指导方案;2017年,学科点承担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举办“传统节日仪式研讨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府官员、高校学者、地方文化工作者共聚一堂,研讨非遗知识,参与社会调研,通过深度的对话与沟通,服务民俗传统,助力文化传承;2017年起,专业开展了“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以乡村调研为手段,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走在民间、倾听乡村、咨政建言,促进多元社会主体的形成与建立,促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促进全社会的共建共治与共享,产生了良好效果[80]。

  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为指引,在对接国际性与本土性的过程中,实现学科概念和话语理论的传袭和借生,提出原创性、主体性的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接轨国际民俗学领域过程中实现中国民俗学本土化建设,需要关注两个核心概念:传袭和借生。

  “传袭”指的是从民俗史或者民俗学史积累中沿袭传承的学术概念或理论体系。在中国,对民俗的关注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风俗、谣俗、风习、风土、礼俗、观风问俗等传统概念和民俗观,关注文献民俗志与礼俗互动、礼仪实践视角,将更有利于构建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另外,民俗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见解,例如民间故事领域中“刘魁立1950年提出‘活鱼要从水中看’,段宝林1980年代提出‘立体描写’,钟敬文1980年代提出‘生活相’”[81]等,如果可以产生后续讨论,形成集约化效应,将有助于系统的话语体系的生成。

  “借生”指的是国外学科话语的本土化应用。关于对待外来民俗学理论态度的问题,钟敬文先生用十个字进行了回应——“学习、消化、吸取、坚持自我”[82],他认为“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理论应以“坚持自我”为前提和目的。吕微也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83]。

  刘魁立在故事形态学基础上衍发出的“民间叙事生命树理论”[84]、陈泳超提出的区别于故事形态学研究的“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传说动力学”理论[85]、董晓萍提出的田野民俗志[86]等是学术本土化和话语体系建构的部分案例。笔者与鞠熙合作曾发表《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87]一文,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乡村调查研究出发,反思作为先验意志的实践民俗学理论,倡导通过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以实现“知行合一”的“实践”研究,即是通过“传袭”和“借生”方式建立符合中国文化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尝试。

  从一定程度而言,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史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萌芽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是由多重学科背景的学者完成的,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文学家,钱玄同、沈兼士、魏建功等语言学家,林惠祥等人类学家,顾颉刚、杨宽、吕思勉等历史学家,卫聚贤等考古学家,杨成志、杨堃等民族学家,常任侠等美术史学家,哲学背景的江绍原、容肇祖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民俗学学科的教研队伍仍然由多学科背景的学者组成,文学、哲学、历史学、气象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结合专业知识,为民俗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做出诸多贡献,陈勤建、郑土有等学者的“文艺民俗学”倡导[88],吕微、户晓辉提出的实践民俗学,赵世瑜、萧放、张勃、王加华进行的历史民俗学研究,叶涛、色音、陈进国的宗教民俗学研究[89]、曲彦斌、黄涛等研究的语言民俗学[90],施爱东以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田野研究[91],刘宗迪将《山海经》作为“天书”和“地理志”进行的论证[92]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

  刘铁梁曾经对民俗学的多学科交叉属性做了阐述,认为“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科际整合的趋势一直存在。这是因为,生活本来是浑然一体的,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学术不断地重新被拽回到生活中来。即从生活整体的角度进行的研究”[93]。这种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民众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本身可囊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各异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各自的认知方式与知识体系,倡导学科的融合性和开放性,可以促进学术整体水平的提升,形成对民众生活更为深刻的理解。因此,充分调动各学科之间的协作意识,通过申请、承担国家重大课题的方式,把各个学科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攻关,完成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或者建立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科同盟,通过学术同盟、学科协作体定期召开会议研讨问题,是一个好的契机[94]。

  回顾与反思中国民俗学70年历程,几代中国民俗学人为构建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为稳固民俗学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特殊地位,为发挥民俗学基础生活文化研究的特色,为国家社会文化建设、非遗传承与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提供学术支持,前后相继,殚精竭虑,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骄傲与欣慰。同时也应看到,民俗学学科虽然有百年历史,但与历史深厚、阵容强大的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优势学科相比,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民俗学的本土性与国际性、历史性与实践性的探讨还在进行之中,我们还负有学科转型更新的历史使命,有赖于学科内外同仁的共同协力。民俗学是关注人民生活文化的日用之学,也是助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乡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公共政策之学,它拥有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与贴近地气的勃勃生机!

  [1]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学界进行了诸多讨论。如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线期;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陈连山:《民俗学是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学问》,2017年中国民俗学年会会议论文;等等。

  [2]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4]参见萧放、孙英芳:《民国时期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述略》,《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2期。

  [6]除了以课程教学方式培养人才,1928年4月-6月,中山大学曾举办过一次民俗学传习班,何思敬、庄泽宣、汪敬熙、刘奇峰、崔载阳、顾颉刚、马太玄、陈锡襄、容肇祖、余永梁、钟敬文、杨成志等学者分专题分享了相关研究。

  [7]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孙伏园、容肇祖等学者进行的妙峰山庙会调查,1928年辛树帜、杨成志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调查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8]相关讨论参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

  [10]郑土有:《问道民间世纪行·罗永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页。

  [11]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草案》,见《光明日报丛刊·第三辑》,北京:光明日报社,1950年,第3页。

  [12][16]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前言第1页,第2页。

  [13]1963年反右倾运动较为缓和后,钟敬文写作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文,对学科发展历史进行了新的探索。

  [14]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见《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15][21]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31页,第830-958页。

  [17]见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乌丙安:《民间文学概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朱宜初、李子贤主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陶立璠:《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叶春生:《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后来,李慧芳的《中国民间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黄涛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田兆元、敖其的《民间文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也是重要的民间文学教材。

  [18]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见董晓萍选编:《钟敬文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9-106页。

  [19]钟敬文:《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民间文学》1980年第2期;《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战线期;《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民间文化论坛》1983年第3期。均收录于钟敬文:《新的驿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20]钟敬文:《建立新的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民间文化论坛》1983年第3期。

  [22]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相关刊物参见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373-380页。

  [23]1991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连续20年开设民俗学专栏,发布国内外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民俗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相关成果见董晓萍、万建中主编:《北师大民俗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5]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97-1999年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民间文艺家》1998年第1期。又见许钰:《口承故事论·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766页。

  [26]钟敬文执笔:《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民间文学》1979年第12期。

  [27]参见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组织编写、施爱东执笔:《中国民俗学会大事记(1983-2018)》,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5-27页。

  [29]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见《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0-251页。

  [30]《民俗学概论》(第一版)由钟敬文教授主持编写,许钰、董晓萍担任副主编。武汉大学李惠芳教授在书稿审校中做出了贡献。

  [31]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陶立璠:《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叶涛、吴存浩:《民俗学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邢莉:《民俗学概论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

  [32]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34][35][ 66]参见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36]高丙中:《“中国民俗志”的书写问题》,《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

  [37]1986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了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768-776页。

  [38]张森生:《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考察江南农耕文化》,《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39]工作坊成果参见张举文编译:《民俗学概念与方法——丹·本-阿默思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40]讲座综述《日本民俗学的特色——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一》《日本民俗学的形成——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二》《后柳田时代的民俗学——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第三讲》《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四》,见《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4-6期,2017年第1期。另见贺少雅等:《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和展望——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系列讲座综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7年第19辑。

  [41]张举文:《亚民俗:学科发展的有机动力》,见张举文、宋俊华编:《亚民俗:中美民俗学者交流的故事(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42]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43]参见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吕微:《实践民俗学的提倡》,《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户晓辉:《返回民间文学的实践理性起点》,《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户晓辉:《人是目的:实践民俗学的伦理原则》,《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户晓辉:《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王杰文:《“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等等。

  [44]参见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高丙中:《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吕微:《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线期;户晓辉:《民间文学:最值得保护的是权力还是权利?》,《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户晓辉:《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实践民俗学的愿景》,《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毛晓帅:《民俗学视野中的个人叙事与公共文化实践》,《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等等。

  [45]参见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等等。

  [46]参见安德明:《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安德明:《作为范畴、视角与立场的家乡民俗学》,《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等等。

  [47]参见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文中所涉论文,《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王杰文:《“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廖明君、巴莫曲布嫫:《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巴莫曲布嫫访谈录》,《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等等。

  [48]参见王晓葵:《民俗学与现代社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王晓葵:《灾害记忆图式与社会变迁——谁的唐山大地震》,《新史学》第8卷;等等。

  [49]参见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王霄冰:《礼贤城隍庙:地方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林继富:《通向历史记忆的中国民间文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林继富:《记忆场域的重建:从“白虎垄”到“廪君陵”》,《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5年第2期;胡兆义、林继富:《女性故事与家庭伦理记忆——基于孙家香故事的讨论》,《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等等。

  [50]参见彭牧:《身体与民俗》,《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王霄冰、禤颖:《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张青仁:《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51]参见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等等。

  [52]参见杨利慧:《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杨利慧:《神话VS神话主义:神话主义异质性质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杨利慧:《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等等。

  [53]参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萧放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生仪礼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14AZD120)成果;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研究”(11BSH002)成果;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张士闪:《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等等。

  [54]参见陶思炎:《应用民俗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陶思炎:《中国都市民俗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永林:《论民间文化资源与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黄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2015年第1期;黄永林:《乡村文化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基于乡村发展相关数据的分析》,《文化遗产》2019年第3期;施爱东:《食品谣言的传统变体及叙事生长点》,《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施爱东:《谣言作为民间文学的文类特征》,《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施爱东:《图像谣言:数字时代的谣言新宠》,《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徐赣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民俗研究》2017年第4期;李扬:《当代民间传说三题》,《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李扬:《都市传说分类方法述论》,《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张敦福:《都市传说新探》,《民俗研究》2005年第4期;张敦福:《消失的搭车客:中西都市传说的一个类型》,《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王杰文:《“数码一代”的口头传统实践——从“关于兔子的一些笑话”说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岳永逸:《“杂吧地儿”: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一种方法》,《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岳永逸:《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学科传统与日常转向——以北京生育礼俗变迁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等。

  [55]钟敬文:《洪长泰〈到民间去〉序言》,见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56]参见朝戈金、董晓萍、萧放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57]会议成果见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节日文化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

  [58]朝戈金:《新中国民俗学的历程(代序)》,见施爱东、巴莫曲布嫫主编:《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59]在传统节日回归社会的努力中,中国民俗学会的学者如:刘魁立、高丙中、萧放、陈连山、黄涛、刘晓峰、叶涛、施爱东、张勃等做出了突出贡献。

  [60]参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61]参见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刘守华:《困境中挣扎的民间文学学科》,《文艺报》2002年1月19日;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62][67]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63]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6-22页。

  [64]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和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于2012年8月20日至9月2日举办,国内外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等多位知名学者担任主讲。相关成果见朝戈金、董晓萍、萧放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65]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68]《歌谣》周刊第1号,1922年12月17日,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第108页。

  [69]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第349页。

  [7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812页。

  [71]吕微:《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8月。

  [72]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

  [73]杨婷:《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与展望——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社会治理》2018年第10期。

  [74]见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4》,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张士闪、天下彩今期开码成果家里的钱都不见。李松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5》,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士闪、李松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6》,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

  [75]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8-49页。

  [76]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总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77][94]萧放:《今天我们如何建设民俗学学科》,《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78]萧放:《中国历史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9]赵世瑜:《民俗学的人文学学科特征》,《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80]杨婷:《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与展望——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社会治理》2018年第10期。项目调研成果可见《社会治理》“百村栏目”的系列文章以及萧放:《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等。

  [81]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述评》,见林继富:《中国民俗学70年:学科发展与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

  [82]见张昀:《评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83]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84]参见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

  [85]参见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陈泳超:《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为例》,《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陈泳超:《“传说动力学”理论模型及其反思》,《民族艺术》2018年第6期;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

  [86]参见董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87]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88]参见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陈勤建主编:《文艺民俗学论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等;郑土有、尹笑非编:《“陈”门立雪:文艺民俗学研习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89]参见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叶涛:《泰山石敢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色音:《中国萨满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色音:《日本神道教的历史与现状》,《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陈进国:《隔岸观火:泛台海区域的信仰生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进国:《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等等。

  [90]参见曲彦斌:《民俗语言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黄涛:《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等等。

  [91]参见施爱东:《故事传播的实验报告及实验分析》《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故事记忆的重复再现实验及其数据分析》,见氏爱东:《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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